伊尹的调和之道，孔子的乐天知命，屈原的爱国情怀，刘彻的进取气象，刘安的黄老之貌，曹操的治世雄心，杜甫的心系苍生，玄宗的兼蓄包容，苏轼的通透达观，徽宗的排场品味，张岱的遗民之泪，李渔的闲情平淡，板桥的耿介坦荡，袁枚的知音知味。历史淘洗而下的，不只有大理论，还有具体的人生。在饮食中发现人，在共情中理解人，才能体味历史的永恒魅力：古今一理，我不孤独。

　　“胡饼”作为胡人的日常饮食，早在西汉时期就传入中原。魏晋以后，“胡饼”有了更广泛的传播，与不同民族的美食文化有了更深度的结合，名称也有一些变化。比如十六国时期的后赵石勒、石虎时，为了提高羯族人的地位，改掉了“胡”的称谓，叫“胡饼”为“抟炉”“麻饼”。胡饼在唐朝时期还进行了一次“升级”，叫“古楼子”。《唐语林》卷六记载：“时豪家食次，起羊肉一斤，层布于巨胡饼，隔中以椒、豉，润以酥入炉，迫之，候肉半熟，食之，呼为‘古楼子’。”庖厨把一层层的羊肉铺进胡饼中，浸润椒豉，用酥油烘烤，在炉子里炕热。这火候也有讲究，须得是慢火烘焙，熟时拿出来食用。

　　如此美味的“古楼子”，唐玄宗是否吃过，在史料中没有明确记载。但胡饼在他患难时救过他的命却有据可考。明博体育李隆基（685—762）听信宦官监军的谗言，杀掉了正确采取坚壁清野战法的大将高仙芝和封长清，使得潼关失去了屏障长安的作用。之后李隆基又派上了年纪的哥舒翰统领潼关的军队拒敌，哥舒翰正确判断了双方的形势，也认为坚守不出才是御敌之策，唐玄宗对他们也失去了耐心，而且奸相杨国忠又鼓动玄宗下圣旨强迫哥舒翰出战，哥舒翰不得已带兵出战，最后果然大败，自己也被手下绑赴敌营。后来长安沦陷，唐玄宗仓皇出逃，到咸阳的时候只得食用杨国忠进献的胡饼，而民众奉上的食品也都是粗糙之食，只能用手掬着进食。《资治通鉴》卷二百一十八记载：“食时，至咸阳望贤宫，洛卿与县令俱逃，中使征召，吏民莫有应者。日向中，上犹未食，杨国忠自市胡饼以献。”史料中所描绘的惨状和狼狈，不敢想象是帝王所能接受的，这时候能吃到胡饼也是万幸。

　　在慧琳的《一切经音义》中写道：“胡食者，即饆饠（bì luó）、烧饼、胡饼、搭纳等是。”可见主食除了胡饼，还有抓饭一类的胡食为唐人所喜爱。烧饼和胡饼也同样都是自西域胡人传入中原的食品，制作方式也都是烘烤。但二者间有差异。在《齐民要术·饼法》的记载中，烧饼是用一斗面、两斤羊肉和葱白为原料，把羊肉用葱爆熟后加入豉汁和盐，面是要发酵过的。“胡饼”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原，从受商旅行人喜爱的便携充饥之物，到王公贵族喜爱的异域美食，最终成为受百姓喜爱的日常饮食之一。

　　在盛唐前期，天子可不仅仅是吃胡饼。相比之下，唐玄宗更喜欢吃肉，胡饼只不过是副食。众多肉类食品中，他尤其爱吃羊肉、野猪肉、鹿肉。这些肉除了由宫廷采购和地方朝贡，更是可以由狩猎而得，因此唐玄宗常常通过亲自打猎获取食材。对于唐玄宗打猎的记载十分丰富。一是《太平广记》引张怀瓘《画断》记载了画家韦无忝对唐玄宗狩猎场景的写生。韦无忝因擅画马和奇异的野兽而闻名。在玄宗狩猎后画出“一箭中两野猪”，令玄宗十分满意。二是在张读所著唐代传奇小说集《宣室志·唐玄宗》中记载的内容，开元二十三年（735）秋天，唐玄宗在咸阳原狩猎，“有大鹿兴于前赑然其躯，颇异于常者。上命弓射之，一发而中。及驾还，乃敕厨吏炙”。唐玄宗在狩猎过程中看到一头巨鹿，命人取来弓箭，一箭致命。遂即让厨师炙烤鹿肉。先打猎再吃烧烤，此等趣味与日常饮食有很大不同。想必天子也会更享受这种“自己动手，丰衣足食”的快乐，鹿肉吃起来更香。

　　唐玄宗与肉之间的故事还不止于此。王朝兴衰与饮食风格的密切联系，让历代贤明君主都尤为注重饮食节俭的好习惯。在唐李德裕所撰笔记《次柳氏旧闻》中记载，太子李亨陪父亲吃饭，御膳房弄来一盆胡饼，一只烤羊腿。李亨用小刀割羊肉，弄得刀上都是油。之后，他取来胡饼把刀擦干净后，就把胡饼吃掉了。唐玄宗对于太子知道爱惜食物感到十分满意。对于儿子节俭的赞赏，和“一骑红尘妃子笑，无人知是荔枝来”（杜牧《过华清宫绝句三首·其一》）以博得美人欢心，有很大不同。而这次进膳中，李隆基父子没有使用筷子夹菜，而是用刀割肉食肉，餐桌上的饮食方式更具胡风，在儒雅斯文之外更多几分豪迈。故事中的烤羊腿被称为“羊臂臑”，“臑”读nào，是牲畜前肢的下半截。这种烤羊腿炙烤的位置是羊前腿，多为精肉和脆骨，有嚼劲，口感极佳。在烤架上烘烤的过程中刷上油，食材自身的油脂也不断往外渗，外焦里嫩，香气扑鼻。就着胡饼食用起来口感饱满，也不会油腻，实为唐玄宗最爱的吃法之一。从中我们也能看出李亨在父亲面前的小心翼翼。李亨虽然被立为太子，却如履薄冰，父亲李隆基在武惠妃的诬陷之下杀了三个皇子，是他的前车之鉴。后来安史之乱爆发，李亨一不做二不休，趁着手中有兵权索性称帝，平定叛乱以后，父子关系越来越紧张，也有人说唐玄宗死在儿子李亨的手里。

　　此外唐玄宗对于肉食的制作方法并不拘泥于御膳房庖厨的手艺，自己也有些创新花样。在唐代卢言的《卢氏杂说》中，玄宗命人射鲜鹿，取血煎鹿肠，称它为热洛河。鹿血煎鹿肠的食材及制作方式，补肾强劲，唐玄宗对自己的创新十分得意，赏赐给安禄山等人。除此之外，在唐代段成式创作的笔记小说集《酉阳杂俎·忠志》中，记录了唐玄宗赐给安禄山的其他物品，包括一些菜肴原料及菜品：阔尾羊窟利、辽泽野鸡等，可见皇帝赐食臣下时对于肉食野味的偏爱。

　　长安酒肆也多是胡人所开，胡人中的美女——胡姬也是最为亮眼的，因此“酒家胡”又有“胡姬酒肆”的说法。在贺朝的《赠酒店胡姬》中：“胡姬春酒店，弦管夜锵锵……玉盘初鲙鲤，金鼎正烹羊。上客无劳散，听歌乐世娘。”可以想见，胡人抓住了商机，在开办酒肆之后从家乡雇能歌善舞的异域美女，以鱼、羊和其他胡食作为下酒菜。街道上飘满酒的香气，酒肆间貌美如花的胡姬招一招手，跳一曲舞，赏心悦目，还能品尝到正宗的胡酒和美食，真是人间一大享受。

　　唐玄宗与胡饼、羊肉、胡酒的故事，让我们看到盛唐时胡食、胡风在王公贵族阶层的渗透，及由上而下对不同阶层产生的影响。无论是在百姓日常的餐桌之上，还是市坊酒家的厨房里，西域地区的食材、制作方式和中原的蒸煮方式、饮食文化，随着传入时间的延展和地域的扩大有了更深层次的融合，来自广阔天地的粗犷和豪迈不仅反映在一代帝王的饮食谈笑、举箸酌酒间，也反映在文人墨客的百部诗篇中。

　　在胡饼和胡酒之外，许多蔬菜瓜果也来自西域，比如黄瓜、茄子、苜蓿、莴苣、葡萄、扁桃、波斯枣等。西域调味品的引入也让中原食物的风味更为新奇、多元。砂糖、胡椒、胡芹等调味制品经过不同的加工，成为在追求本味和清鲜之外的独特享受，让食物芬芳辛烈，酸甜苦辣咸兼具。

　　唐玄宗与胡饼、羊肉、胡酒的故事，让我们看到盛唐时胡食、胡风在王公贵族阶层的渗透，及由上而下对不同阶层产生的影响。无论是在百姓日常的餐桌之上，还是市坊酒家的厨房里，西域地区的食材、制作方式和中原的蒸煮方式、饮食文化，随着传入时间的延展和地域的扩大有了更深层次的融合，来自广阔天地的粗犷和豪迈不仅反映在一代帝王的饮食谈笑、举箸酌酒间，也反映在文人墨客的百部诗篇中。

　　胡汉文化的交流离不开唐代时期的强盛与开放，唐代也是饮食文化发展的关键时期。胡风与中原文化的深度结合体现在各个阶层、不同地域，不仅仅是饮食，还有艺术文化、宗教思想等不同方面。可以想见，随着唐朝的日益强盛，汉代的“丝绸之路”迎来了新的复兴，难以计数的各地使节、留学生、艺术家、商人和旅者，不畏艰难，潮水般地进入大唐帝国，带来了丰富多彩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。胡食仅仅是其中一种，那些具有异域特色的物质、精神财产在各地居民的改造中，在时间的洗涤和更广泛的传播中，综合吸收了不同的地域特征和习俗，演变成了这样一个兼容并包时代的独特元素。

　　一个国家和文明的强盛，从来不是倚仗武力和威严，让民众臣服；也不是用一系列制裁手段和胁迫，获得不同民族的畏惧和妥协。强盛源于富足的物质基础，让人们有足够的自信，拥有文化的包容度，认可国家行为的正义性。胡食在唐代的传播、融合植根于这样的沃土。而这片沃土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、现代中国坚守大国担当最坚实的根基。